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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后人今何在?

发布日期:2022-06-14 11:02    点击次数:60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更是中国革命的先驱。

他有着坚定的理想,不屈的精神和远大的革命眼光,为了革命英勇就义。

他的后人也延续了李大钊的精神,长子副国级,孙子正厅级,但为人处世却十分低调。

李大钊对儿女的教导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李大钊走向绞刑架,慷慨就义,时年39岁。

那年,他的子女们都还年幼:长子李葆华18岁,长女李星华16岁,次女李炎华8岁,次子李光华只有4岁,而最小的儿子李欣华才几个月大。

李大钊的罹难,给妻儿们带来了痛失亲人的家庭变故,而也是从这一天起,他们便把自己的命运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李大钊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共产党。

除了切身体会到父亲为革命理想献身的英勇之外,在成长过程中李大钊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也是他们坚定走革命道路的重要原因。

李大钊在外留学三年,1916年曾经回国到上海参加策动反袁的斗争,但没有回家,一直到九月才回到大黑坨村。

父亲的回来,对李葆华和妹妹李星华来说,无疑是盛大的节日。

李葆华出生于1909年,李星华出生于1911年,当时他们都已经开蒙,进私塾读书。

父亲给他们的礼物不是衣物也不是食品,而是每人一套字帖、九宫格大字本、戴铜笔帽的毛笔和铜制的精美墨盒。

墨盒铜盖上分别镌刻着“葆华留念”、“星华留念”,落款均为“父守常赠”。

父亲特别注重对他们的品德教育和文化教育,注重培养他们的吃苦精神,从不溺爱。

母亲对李葆华的影响更大,她善良慷慨、极富同情心,每逢荒年灾月,她每餐都要多煮些饭,由葆华兄妹帮着用干净盆钵盛好,放在大门门堂里的小桌上,将大门敞开,让路过的逃荒要饭的穷苦人自行进来取食。

她急公好义,与邻里相处极为和睦。

1918年1月起,李大钊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来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

在这一段为数不多的阖家团圆的时间里,有一件事情给长子李葆华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李大钊对“公理战胜”牌坊的态度。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东单被清军官佐(神机营章京)恩海击毙,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时,帝国主义各国胁迫清政府在东单北建造了取名为“克林德碑”的大理石牌楼。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

13日,北京市民庆祝战胜德国,将克林德碑拆毁,移建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在牌坊上镌刻“公理战胜”四字。

一天晚饭后,李大钊带着全家人去中央公园散步,李葆华后来回忆,在牌坊前,“父亲意味深长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牌坊拆掉!’十分鲜明地反对许多知识分子把战争的终结说成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的谬论。父亲的这种远见卓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果然不出李大钊所料,公理没有战胜强权,半年后,巴黎和会公然作出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移交给日本接管的强盗决定,激怒了也警醒了中国人民,五四运动由是引发。

李葆华自幼爱读书,好思考问题,李大钊的思想表达、政治主张以及日常对时事的评论,都对他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这一时期父亲给姨父杨子惠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是深深铭刻在他的记忆中。

正是因为李大钊对孩子们的言传身教,才让良好、朴素的家风和坚定的革命精神传承了下去。

在李大钊的后代里,长子副国级、孙子当到了正厅级,但为人处世却十分低调,默默传承着李大钊的优秀品格与精神。

“革命之后”的身份是责任李大钊的长子是李葆华,1909年10月2日生于河北。

1921年,李葆华进入北京孔德学校学习,并且在父亲李大钊的引导和影响之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李葆华是一个性格沉稳持重,意志非常坚定的人。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牺牲的消息见报后,周作人、沈尹默都在考虑如何将噩耗告诉年仅18岁的李葆华。

他们把李葆华叫到房间里,把报纸给他看。

周作人和沈尹默本想安慰一下李葆华,谁知李葆华非常地冷静。

对于父亲的英勇就义,李葆华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早已在父亲的教导下明白,革命就是会流血牺牲。

尽管如此,他仍是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李葆华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父亲李大钊的理想信念。

有这样一个故事:1940年,李葆华在京东特委工作时,回到故乡,有人向日本人通风报信。

在日本人和汉奸前往村子抓捕李葆华的路上,村里乡亲看到了,旋即回村通知李葆华。

眼看日本人和汉奸的队伍越来越近,跑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李葆华爬上房顶躲起。

汉奸带着日本人在村子里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李葆华,已经是气急败坏,但又无可奈何地空手而归。

汉奸和日本人走了之后,李葆华再三确认已经安全,于是便从房顶下来。

当时他身上还有几块大洋,是亲人塞给他的,因为躲过了这次搜查之后他也不能再呆在乐亭了,必须离开。

于是他便蹬着一辆自行车上路了。

谁知道在赶路途中,李葆华又路遇一群劫匪。

劫匪要抢李葆华的自行车和身上的钱,但李葆华却十分镇定,这让劫匪们感到奇怪。

劫匪看见李葆华很乖顺地在身上摸来摸去,把所有的大洋都给了出来,但却对他们说,钱可以留下,但是自行车要带走。

李葆华说知道他们是因为穷才来干这一行,他就是因为不想再让穷人受穷才去当八路,所以钱可以给他们。

但是自行车不能给,他还要靠自行车赶路,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劫匪们听他说的这一番话,纷纷感动,所以便把自行车留给了李葆华。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李葆华进京后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9名成员之一,任中共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

接管北平,对于我党来说是“赶考”的第一场考试。

1949年2月4日,新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委班子与全市三千多名地下党员在顺城街原国民议会礼堂见面。

地下党员们终于能够以自己的真实名字活在世上,包括李葆华,这一次会议也让大家知道他就是李大钊的长子。

三年困难时期,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配额。

李葆华借了一个粮本,没有带任何工作人员,而是自己到一家粮店准备卖一点粮食,看看现在的政策到底执行得怎么样。

当时营业员给了他3斤大米、7斤红薯干。

李葆华感到很奇怪,明明对于粮食国家有规定,每个人每月是大米七斤,红薯干三斤,怎么这个粮店却乱卖。

他和营业员争执起来,营业员一口咬定是上面的要求。

随后粮店营业员给派出所打电话,公安人员带走了这个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大个子……

再后来,李葆华查出来的问题终于弄清楚,也彻底地解决了粮食供应配额问题。

李葆华这个省委书记微服私访去买粮的故事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李葆华却说,“我没搞过什么‘微服私访’,下去不浩浩荡荡就是了”。

就算身居高位,李葆华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仍然是尽自己所能为人民服务。

1978年,李葆华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

李葆华的儿子李宏塔说:“69岁高龄和一个生疏的领域,对他而言显然是巨大的挑战,然而,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4年里,父亲卓有成效地完成了金融业的拨乱反正,解决了长期积存的问题,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组织培养了金融人才,推动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推进了金融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为中国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做出了杰出贡献。”

李葆华还曾经担任过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虽然官至副国级,但是李葆华一生却过得低调。

2005年2月,李葆华病逝,享年96岁。

李葆华去世之后,记者曾问李宏塔,父亲给他们留下了多少遗产?

李宏塔回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精神遗产就是李大钊子孙最大的财富。

作为李大钊的孙子,李宏塔从小也是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革命精神的伟大。

李宏塔1949年5月生,河北乐亭人。

他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去世22年,父亲李葆华是北平市第二副书记。

北平解放没多久,正是要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建设的时候,李葆华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李宏塔的母亲田映萱是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党委委员,工作繁忙,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

李宏塔一直到六岁之前,都是呆在托儿所的,父母没有空照顾他,直到六岁才被接回家。

在李宏塔的印象中,父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百姓事情无小事,百姓如天。”

父亲告诉他,祖父李大钊早年的时候有句名言:“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受此影响,李宏塔时刻提醒自己,不能高高在上,官越大,越要了解百姓疾苦,为群众多办实事、好事。

1978年4月,李宏塔光荣地加入了祖父亲手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2003年夏天,淮河流域南部的山区降下了大暴雨,淮河上中游干流以及十六条支流都发生了超越警戒线的大洪水,李宏塔得知后心急如焚,驱车来到灾区,一个乡、一个村地往来奔波。

一连在救灾第一线待了20多天,李宏塔瘦了12斤,皮肤也晒黑了,他幽默地说:“这下子跟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黑老包,胜似黑老包。”

李大钊一家人都是勤俭的,这个优良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去。

在安徽省民政厅,李宏塔有个外号———“自行车厅长”。

因为大家都对一件事情记得特别清楚,李宏塔被调到民政厅之后,第一次去上班,他既没有开豪车也没有司机接送,自己骑着个自行车就来了,让大家都记忆犹新。

当了10年的民政厅厅长,除了外出开会和下乡,李厅长跟自行车形影不离,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

尽管已经是正厅级的级别,但是李宏塔为人处世仍然是十分地低调。

“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这是李宏塔自撰的一副对联,也是他的座右铭。

按理说,“穷困潦倒”这个词怎么也不该跟一个为国家工作了几十年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联系在一起。

然而正厅级的李宏塔退休的时候,任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存折里居然只有八千多元钱。

因为每逢捐款,李宏塔都是掏得最多的那个,仿佛口袋里的钱不是自己的,非常热心助人。

李宏塔从不凭借职位给自己行便利、占便宜。

之前单位分房时,他总是先照顾那些年轻人和非常需要单位房的同事,从来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安排,甚至到最后他都没有要单位房。

这一点和他的祖父李大钊简直是如出一辙。

李星华是李大钊的长女,1911年11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

李大钊就义后,京师警察厅勒令其遗属限期离京。

1927年5月10日,全家回到大黑坨村,李星华从此辍学,在农村照料重病的母亲。

1931年,李星华带着弟弟和妹妹回到北平复学。

1932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四年后,李星华与贾芝结婚,那时候中国已经开始被日本帝国主义蚕食,无数的爱国青年都在思考着如何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切。

贾芝在李星华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毅然前往延安。

1938年,与丈夫离散两年之久的李星华带着弟弟李光华,拿着周作人先生开具的“旅行通行证”辗转四个月到达了延安。

到达延安之后,李星华到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之后就长期在延安中学教书。

她的学生中有些孩子是烈士的遗孤,还有些是战斗在太行山上、黄河之滨的抗日将领的孩子,对于这些过早失去父母或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李星华总是尽可能给予他们关爱。

新中国成立之后,李星华在师大女附中担任语文老师和班主任,撰写了回忆父亲李大钊的文章《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文章还收入了语文课本当中。

其实从踏进北京开始,李星华就开始和丈夫着手做着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收集李大钊的著作和遗物。

在去延安之前,李星华将父亲李大钊的遗物交给同院的邻居保管。

在我党最艰难的时期,日本人高压统治,国民党四处围剿,邻居便因为害怕把那些珍贵遗物都丢掉了。

经过李星华与丈夫的努力,后来得以寻回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条幅和一些珍贵的照片等。

李星华用进行学,最终整理编辑了《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为读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李星华于1979年11月27日病故于北京。

李大钊的次子李光华生于1922年。

李光华十四岁时,回到了老家乐亭,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破神州大地,李光辉当时去到中共县政府中当通讯员,宣传抗日,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0年,李光华历尽艰辛,和姐姐一起到达了延安。

李光华到延安后即进入陕北公学,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始终在基层做革命工作,先后在一些地区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

1957年,李光华在唐山钢铁厂任党委书记,那年,刘少奇、周总理到厂里视察。

当得知李光华是李大钊的次子时,周恩来说,眼睛比哥哥李葆华还像父亲。

刘少奇说,如果再留起胡子就更像了。

周恩来又问李光华,是不是兄弟姐妹都在北京?李光华说是。

在唐山工作期间,李光华与工人的关系十分融洽,威信很高。

后来,唐山市委号召领导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

当时担任厂党委书记的李光华率先搬到工人宿舍北工房,除了比工人多了一部电话,其他与工人的居住条件无异。

对此,妻子偶尔埋怨他,但李光华只是笑笑,不当回事。

1959年10月,李光华从唐山调动到中央调查部,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安全部。

李光华的儿子回忆,由于安全部的工作性质是保密的,所以他对父亲的具体工作并不清楚,只知道常和他来往的工作人员多数是搞无线电的,父亲在部里还担任过部党委委员。

1977年11月,李光华调任为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政治部主任,后来担任副书记,直至1982年离休,2012年病逝。

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出生于1919年。

十二岁的时候,李炎华跟随母亲赵纫兰回到北平,进入通县师范上学,不久后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是在抗日期间,李炎华参加了党领导的冀东暴动,暴动失败后她和党组织以及家人都失去了联系。

虽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李炎华并没有放弃信念,而是几经周折来到河北遵化县的山区农村学校长期任教。

李炎华的一生是命途多舛的。

她一直到解放之后才回到北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哥哥姐姐和弟弟。

此时的李炎华因为多年的劳累和艰苦的生活环境,早已经是疾病缠身,1967年便在北京去世了,年仅48岁。

李大钊最小的儿子是李欣华。

李大钊去世的时候,他尚在襁褓之中,而往后的日子也一直过着与亲人聚散不定的生活。

成人之后在晋察冀边区找到了党组织,开始了他的中学教师职业生涯,北平解放之后,李欣华便进城接管了北平中小学的教育系统。

建国后,李欣华又在八中等中学担任中学教导主任。

1977年任门头沟师范学校、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妻史俊清是中学教师。

李欣华性格内向、寡言少语,是-一个勤勉实干的优秀教育工作者,1989年8月7日病逝。

爱国爱党家风代代传李大钊的子辈和孙辈,都继承了忠党爱国爱民律己的家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人才辈出。

就像孙子李宏塔所说,正因为是革命先辈的后代,他们的身上才更多了一份责任,一份把革命精神、爱党爱国精神传承下去的责任。

参考资料《李大钊家族史研究》

《李宏塔:“革命之后”的身份是责任》

《九十年的记忆与传承——记烈士李大钊后人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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